作为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制在中国沿用千年。近日，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央视《中国诗词大会》学术总顾问钟振振教授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详细地理解阅读了宋代科举制的特点以及它对中国古代人才选拔产生的影响。
中国的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可是隋朝比较短，只是开了一个头，没有做完的事由唐朝接着做。唐朝的科举考试仍处在一个试验摸索的阶段，而中国科举制度真正定型是在宋代。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来谈谈宋代的科举制。
古代并没有“国家公务员”这一说，各朝各代治理国家的是各级官员。科举制度更专业、更精确的说法应该是“进士科举考试”。要讲宋代的进士考试，我们第一步要了解宋以前官员的选拔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秦以前的夏、商、周等王朝，当官主要看血统，叫作“世卿世禄”。如果你是贵族出身，可以世世代代做官，你的子孙就是官二代、官三代乃至于官N代。这当然很不公平，也不合理。你是贵族，难道你就是优秀的人才吗？所以说，只从贵族中挑选人才，范围太狭隘了，很不靠谱。
接下去是秦朝。秦崇尚武力，选拔官员主要是采用“军功爵制”，也就是看战功，谁打的胜仗多，杀的人头多，就有资格做官。这显然也不靠谱。
秦以后是汉，汉代的官员选拔主要采取“察举制”，即中央朝廷下达诏令，各地方向中央朝廷推荐各种名目的人才做官。名目很多，比如“贤良方正”，“贤良”就是贤人、好人，“方正”就是为人正派，做事情有原则性。还比如“孝廉”，就是孝顺父母，给公家办事很廉洁。“秀才”，则是指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还有一些其他名目，比如“力田”，努力种田、农业生产有成绩的人，也可以被举荐做官。
那么由谁来推荐呢？地方上有一定级别的机构和官员。因此，这种推荐制度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尽管也有标准，但标准比较抽象、含糊，具体还是由负责选拔的官员说了算。表面上看这些官员是出于公心向国家推举人才，可是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在官员子弟中选拔。
汉以后是魏晋南北朝，选拔官员采用“九品中正制”。具体做法是各州郡推选、设置负责品评人才的大小中正，按照中央下发的人才调查表，将当地人才分为三六九等，加以品评，呈报中央，以备任用、升迁。这个品评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家世背景，就是家族做官的资历和爵位高低等。二是行状，就是个人德行、才能的总评。三是定品，给这些人才确定品级。“定品”原则上是依据个人表现，家庭背景只作参考。这个顶层设计本意是好的，但由于品评的大权掌握在当地的豪门大族手里，后来逐渐蜕变成了“唯家世论”，寒门子弟个人表现再好也只能定在下品，这是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个制度其实就是汉代“察举制”的延续和发展，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
总而言之，在那个时代，虽然朝廷也想通过察举的方式，把有才华的年轻人选拔到国家的各级管理岗位上来，但由于人的因素过多，最终往往还是大官的子弟做大官，小官的子弟做小官，草根平民子弟很难有机会被选拔上来。
▲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文化精英都是聪明的有能力的人，但是道德品质并不是文化考试能够考出来的，历史制度的设计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今天，如何使人才选拔的考核机制更加科学，如何更全面地考察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很多问题仍然可以让我们思考。——钟振振（图片来源于解放日报）
这种状况从隋朝开始有所转变。隋朝开始局部试行用进士考试的方法来选拔人才。但隋朝非常短命，很多事情只是开了个头。
唐朝继承了隋朝选拔人才的方式，但是，唐朝的进士考试进行得不太彻底。唐代读书人参加进士考试，考中了以后只是出名、出风头而已，并不能做官。要想做官，还得通过吏部（古代主管官员的官署）的官员选拔程序才行。吏部的官员选拔不完全看你书面表达的文学才华，还要看很多别的方面。比如，看你的相貌如何。你要是天庭饱满、身材魁伟、仪表堂堂，就非常容易被选上；而你再有才能，要是长得獐头鼠目，也大概率当不了官。除了长相，还看你的口才，说话是不是口若悬河、逻辑严谨，半天说不出话来也不行。此外，尽管隋唐两代已经有了进士考试，但是考试的优胜者只是国家管理人才的备选与补充，还不是大多数来自。
而真正经过严格的文化考试来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做官、能不能管理国家，并把进士出身的文官作为国家管理人员的最主要来源，这种科举制度是在宋代开始定型的，一直沿用到清末，前后历经千年。这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变革和创举。从此，贵族官僚阶级对政治、文化、教育的垄断被打破了，血统、门第之类不相干的外在条件不再那么重要，那些贫寒家庭的子弟只要认真念书，也完全有机会通过个人的勤奋努力在进士科举考试中胜出，改变自身的命运，成为政府官员。这使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能形成对流，鱼龙变化，优胜劣汰，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防止社会阶层的固化，大大扩大了国家管理人才的挑选范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和唐代不同的是，宋代的进士考取后可以马上做官。一开始是分配到基层，从县长助理做起。县长助理有两个职位：一个是县主簿，管一县之文书簿记，相当于今天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兼县财税局局长。另一个是县尉，管一县的社会治安，相当于县公安局局长。总而言之，都是科级干部。任期通常为3年，到期或者换岗，或者升迁。
如果官做得好，可以从县长助理一路升至县令、知县，再到州府，也就是今天的地级市、省辖市、省会城市去做教育局局长，兼州府官办学校的教官，当时正式的官名叫作州学教授或府学教授。这个“教授”不单单是教师，同时也是这个州府主管教育的官员。宋代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那就是地方官员在升迁的过程中，很多人都做过州学或府学教授。这充足表现出宋代统治者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可以说，宋代是一个格外的重视文化、格外的重视教育的朝代。
由于一考中进士就能做官，所以宋代的进士考试是很严格的。严格到什么程度？比我们今天的高考还要严。
今天的高考，老师阅卷是看不到考生姓名的，也不明白他们属于哪个地区，每份考卷上只有一个编号。而宋代的进士考试更加严格，它还多了一道程序——誊录，也就是由专人负责把每份考卷都重新誊抄一遍，再给阅卷官员去评阅。这样，宋代阅卷官员根本看不到考生的笔迹，也就不会发生徇私舞弊的现象。此外，一旦开始考试，阅卷官员就都被关起来，这叫“锁院”。等阅完所有的卷子，名次定了，才可以离开。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曾经做过主考官。当时国家最高学府——太学中有一个很有名气的学生叫刘辉，他的文风险怪，文笔艰涩。欧阳修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主张写文章要平易近人，所以很不喜欢刘辉的文风。他在考试前放出话来：刘辉要是敢来考试，一定让他落榜！欧阳修在阅卷时发现有一份考卷的文风酷似刘辉，就把这张卷子批了不及格。结果一拆封，这张卷子不是刘辉的，刘辉反倒是高中了。所以，从程序上来看，宋代的进士考试还是力求公平公正的。
宋代的进士考试和唐代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最后一次考试的规格不同。唐代的终极考试是“省试”。这个“省”，是尚书省的“省”，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尚书省的考试就是国务院级别的考试，具体负责的部门是礼部。由于唐代进士科举的终极考试是省试，录取大权在主考官手里，因此唐代每年科举的主考官和他选拔出来的进士往往会形成一个政治集团。所有同科的进士都会认主考官为老师，称其为“座主”，自称“门生”。
宋代从太祖开始，就把终极考试的级别提高了，“省试”之后又加了一场考试，叫作“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马来做主考官。从此，进士都成了“天子门生”。
宋初，殿试属于淘汰性考试，淘汰的具体比例不固定，录取率从1/3到2/3不等，这样就会出现很多省试合格的考生到殿试时被淘汰的情况。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殿试，宋仁宗亲自主持，宣布殿试不淘汰考生，凡是参加殿试者一律录取。从此，殿试不再淘汰考生，只是根据考试成绩给考生排名。
宋代的进士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每次录取的人数为三五百人不等。唐代的进士考试一般每年一次，但是每年录取的人数只有两位数。所以宋代虽然放缓了考试节奏，改为三年一次，但每次录取的名额比唐代扩大了十倍，这样平均算下来，宋代的录取规模是唐代的好几倍。
进士考试前三个等第叫作“三甲”。一甲是考试成绩最优秀的人，人数极少，一般是个位数，最多也就一二十人，状元、榜眼、探花——前三名都是属于一甲。二甲、三甲是考试成绩比较优秀的人，人数也更多一些。
一是考“策论”。“策”是对当时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发表意见和建议。要治理国家，就需要应对各种复杂的状况，要拿得出处理问题的办法。因此，考“策”是非常必要的。“论”又是什么？如果说“策”比较务实的话，那么“论”侧重于务虚，在“策”的基础上提升到理论高度，更宏观、更全面。“论”有时还要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表见解，因为治理国家需要借鉴历史的经验，而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可以充足表现出一个人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见识。
二是考“诗赋”。诗、赋都是文学创作，这个考试内容在我们今天看来颇有一些纳闷：你有文学才华，诗赋写得好，就一定有治国的才能吗？为何需要考“诗赋”？其原因大概是一方面律诗、律赋的规矩是很严格的，要讲究平仄，要押韵，要对仗。这和做官要奉公守法、守规矩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光守规矩不行，还得在守规矩的前提下写出创意。文学是创作，需要有创新思维。没有创新思维，写出来的诗赋陈陈相因，成绩不会好。所以说，考“诗赋”，其实是在考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过去有的人觉得，封建时代进士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员多半是书呆子，未必有治国理政、管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但我认为这是偏见。至少在宋代，进士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员，有些是很优秀的。下面我们讲两个实例。
第一个是大家熟悉的范仲淹，他曾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但大家未必知道，范仲淹还是一名优秀的行政管理人才。他在做“杭州市市长”的时候，刚好碰上浙江地区的大灾荒。灾区官员主持救灾工作，各人有各人的办法，而范仲淹的救灾措施显得特别“另类”。
当时杭州人多信佛，寺庙很多。范仲淹就把各大寺庙的方丈、住持召集来开会，说现在劳动力和建筑材料都很便宜，动员他们扩大寺院规模或者对旧的庙宇进行翻新改造。同时，范仲淹也对政府办公用房、粮仓等设施做改造，大兴土木，开展基本的建设。此外，他还积极举办群众性的大型体育、游艺活动，比如龙舟会等。对于他的这些“另类”措施，当时没人理解。
监察部门还给皇上写奏章，说大灾之年，杭州知州范仲淹不恤民力，铺张浪费，大兴土木，奢靡腐化。皇上让范仲淹申辩，于是范仲淹上书说：我认为这些是救灾的最好办法。因为灾民都是农民，他们天生都是“建筑工人”，寺院大兴土木，官府大兴土木，需要大量的泥瓦匠、木匠，这些灾民就有机会凭自己的力气、技能挣点钱，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那为何需要办龙舟会呢？因为举办大型游艺活动，城里人都会去看热闹，会增加各种消费，老百姓就有生意可做。政府再开仓救济一下，日子虽然紧巴巴，但灾民有口饭吃，就有了条活路。咬咬牙，熬到秋粮收获，灾情就会缓解。如果灾民都外出逃荒了，夏粮绝收，秋粮又没人种，恶性循环，灾情只会慢慢的严重。从实践的结果来看，范仲淹的救灾方法的确是最有效的。这一年，浙江地区只有杭州灾而不“荒”。从此，朝廷把范仲淹的经验作为中央政府的指令，颁发各地，凡遇灾荒都照此办理。
再举一个例子。北宋真宗年间，开封城内的皇宫不慎失火，朝廷任命副宰相丁谓主持重建皇宫的工程。这项工程难度非常大，面临三大难题：第一，砖瓦由土坯烧制而成，城外的土怎么运到城里来？第二，造皇宫的木料、石料从全国各地通过水路运来，怎么把它们运到城中心的建筑工地呢？第三，建筑垃圾堆积如山，如何正确地处理？这个工程既要速度快，又要质量好，还要少花钱，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丁谓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他是怎么做的呢？先在地图上画一条直线，从皇宫到城外的汴河，然后下令把这条直线上的房屋都拆了，就地挖土。挖了土去干什么？烧砖烧瓦。很快，这条直线上挖出了一条人工河，和汴河连通，全国各地的船只、木排都通过这条人工河把木料、石料运到皇宫。工程结束后，再把水排掉，用建筑垃圾把人工河填平，恢复原来的街道。这样一来，整个工期快速缩短，还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科举制度当然也有不足之处。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文化精英都是聪明的有能力的人，但是道德品质并不是文化考试能够考出来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是宋朝科举考试的状元，宋朝“天字第一号”奸臣秦桧也是进士考试的优胜者，所以说，历史制度的设计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今天，如何使人才选拔的考核机制更加科学，如何更全面地考察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很多问题仍然可以让我们思考。（完）（原标题：宋代是如何选拔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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