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军工行业发展形态趋势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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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家安全重要性的日益提升，军工行业发展非常关注，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及新时期军民深层次地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有必要将对军工行业的研究从狭义的军口领域拓展到广义的民口领域，以进一步打破行业封闭，推进社会化大协作。

  强有力的国防工业基础对于有效维护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我国军工行业经过多年持续发展，无论是在营业总收入、资产规模、增长态势等方面，还是在技术能力、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将成为中国培育增长新动能的重要引擎和未来3～5年最具发展前途的行业领域。

  从经营状况看，军工行业总体规模仍处于上升通道但增速逐步放缓。在营业总收入方面，军工行业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从2010年的1995.01亿元增长到2015 年的5168.50亿元，年均增长20.9% 。(见图1) 2016 年前三季度，军工行业上市公司完成营业总收入3661.37亿元，同比增长9.0% 。在资产规模方面，军工行业上市公司总资产呈现波动上涨的趋势，从2010 年的2989.82 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10 129.91亿元，年均增长22.6% 。

  图 1 2010 ～ 2015 年我国军工行业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和增长率

  从行业地位看，军工行业在制造业中的地位稳步提升。近年来，我国军工行业上市公司资产占制造业上市公司资产比重逐年攀升，已从2000年的4.4% 增长到2015年的6.1% ; 军工行业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在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占比也从2000年的4.1% 增加至2015年的 5.6% ( 见图 2) 。

  图 2 2000 ～ 2015 年我国军工行业上市公司资产与营业总收入占制造业上市公司比重

  我国军工企业主要分布在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等十大军工集团内，包括航天工业、航空工业、兵器工业、船舶制造业、核工业和电子工业等多个子类别。从总资产占比看，军工企业大多分布在在船舶、航空、航天三大领域，2016年三季度末三大领域总资产分别占军工行业的33.3% 、24.0% 、22.4% ，合计约为军工行业的80% 。从各子类别看，航天系统与船舶系统总资产占比表现出“一降一升”的逆向发展形态趋势。2010年，航天系统上市军工企业总资产占比居各子类别之首，占比高达35.3% ;2011年后，占比逐年下滑，跌至2016年三季度的22.4% (见图 3) 。同期，船舶系统上市军工企业总资产占比逐年攀升，2016 年三季度占比增加到33.3% ，成为军工领域总资① 制造业板块划分方法参照中国证监会 2012 年行业分类标准。产顶级规模的子系统。

  图 3 2010 ～ 2016年我国军工行业航天、船舶系统上市公司总资产占比

  从技术能力看，我国军工行业发展已由技术跟踪进入并肩发展阶段，且在某些领域已跻身国际领先行列。2016年11月，珠海航展展出的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第五代战机歼－20、空投无人机反雷达打击系统、弹炮一体近防系统、岛礁视频综合预警系统等一批军工产品，显示出我国军工产品的自主研发能力实现新突破，也表明我国军工行业已成为保障国防和军队建设、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重要支撑。

  从军民融合发展的角度看，12大军工集团深入贯彻军民融合发展的策略，聚焦创新驱动和技术转化应用，初步形成军民互补、开放融合的发展局面，对地区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如，航天科工集团建立了国内首家工业网络站点平台——航天云网，建设了具有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的科研基础设施设备。又如，航天科技集团与多地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释放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红利，与地方形成推动“军工+ ”合作机制。

  2010 年以前，军工行业上市公司总利润虽从2000年的7.68 亿元增加到80.79 亿元，增速震荡、波动幅度较大( 见图 4) 。2010 年后，我国军工行业总利润快速扩张，增速总体仍处于增长态势。2011 ～ 2015年总利润进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增长期。其中，2011 ～ 2014 年总利润增速增长较快，从9.4%逐步增加到61.6% 。从季度数据看，除2015年第四季度增速下降外，当前增速仍处于高位。如，2016年第二季度增速高达70. 3% ，为近10多个季度的最高值。

  一直以来，我国军工行业的资产收益率相比来说较低，且2003年后呈现逐步降低态势。2003 年军工行业上市公司资产收益率达到近 15 年来的最高值 6. 51% 。此后，上市公司资产收益率呈逐年波动式下降，2015 年资产收益率下降到2. 57% ，2016 年三季度资产收益率继续下降至 1. 91% 。

  军民融合发展的策略要求必须统筹配置军民两大体系资源，既要发挥大型国有军工集团在创新资源、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又要发挥包括非公有制企业在内的不一样企业在国防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重要支持作用。目前，我国军民融合发展仍存在诸多急需破解的问题，具体如下:

  目前，军民协同创新尚面临创新主体间存在体制壁垒、军民创新资源交流与互动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不利于富国和强军彼此协调、相互依托和合作共赢。从军工公司集团内部看，“一单位两制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典型，即针对军品和民品实行不同的资源分配的方法、管控体系、技术标准，系统性和协调性相对不足。由此，必然造成行业内法规标准、政策文件、管理制度的多种类、多体系并存，且大量不必要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用标准阻碍了军工企业内部的产品研发生产融合。同时，军工企业内部也存在较为突出的企业、事业体制并行，科研、生产业务脱节现象。从军工企业对外合作看，十大军工集团都十分重视与地方政府的合作，陆续与地方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但目前军工企业融入地方还存在一些障碍。如，地方政府规划和城建部门没有为军工企业预留足够的安全控制距离，无法达到相关保密安全要求，因而造成协同发展、融合发展政策落地效果不理想。从军工行业的行业管理看，军工行业的特殊性使作为行业指导管理部门的国防科工局及行业重要客户的军队装备部门，更多地关注国防建设要求而相对忽视经济建设诉求。同时，制订国家科技计划和国防科技计划的有关部门缺乏有效协调，军民间科技协同创新机制尚不健全，资源共享格局构建尚且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也尚未实现真正融合。因此，现有的军地双方组织管理、工作运行和政策制度体系不利于充分的发挥军口资源和民口资源的各自优势，不利于形成较为强大的发展协同效应，还会导致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创新要素活力不足、创新资源浪费、创新效益下降等问题。

  军工行业最重要的包含航空航天工业、船舶制造业、核工业、电子工业和兵器工业等子类别，行业的特殊性使其充分的发挥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产业间协同效应、统一国防利益和经济利益都面临很多困境。具体体现为: 社会化大协作开展不足，即“民”“民参军”均不畅。同时，军品与民品虽然在产品性质、用途及相关性能指标方面不一样，但就其研发、生产及一些基础共用产品和技术本身，则并无二致。实践中，“一种资源双方共享、一种投入多种效益”的效果并未实现。究其问题大多是: 从军工集团的角度看，军工集团多为大型国企，在转化相关科技项目方面对市场的灵敏度不高，很多技术也无法在市场化中全面实现其社会价值。如，我国航天技术的“民”耗费时间最快也需5～8年，有些甚至十几年都难以转化。而且，军队装备采购部门和军工集团长期固有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较为牢固的部门利益和封闭观念，同时还需面临国资委对其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等经营业绩方面的考核。因此，在竞争性采购制度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将相关任务“内部消化”以扩大自身经营规模成为军工集团发展的唯一选择。这就导致大量以军民两用航空航天技术、电子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技术、动力技术为核心的民营高科技难以进入武器装备科研领域，造成社会力量难以进入军工领域为国防建设服务。从民企、民资的角度看，“民参军”的主要动力在于民企、民资看重的是军工行业不断扩张的市场空间、相对确定的增长预期和适当的利益回报预期。但现实中“民参军”存在诸多高门槛制约，特别是在保密资质认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武器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认证、武器装备采购需求信息与科研生产信息的定向发布与封闭管理等方面，针对民营资本的隐性壁垒依然存在，严重制约了“民参军”的进程。而且，军工行业的相对封闭性也使国有军工企业经过长期的技术积累、经验积累形成了较强的技术竞争力和完备的生产体系，导致民企、民资相较国有军工单位缺乏竞争力，进而阻碍“民参军”的步伐。此外，从参与动力看，民企利润最大化的诉求与特种军品核心战技性能的要求并不匹配。总体看，“民参军”的范围有限、层次不高、影响不大。

  军工行业的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是一国军事竞争能力和国防总实力的物质基础、根本保障和关键体现，而且从未来发展的新趋势看，也会成为中国科技、经济竞争能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依托。从行业发展的实效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尽管我国已将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不断推动军事技术创新、持续提升军工行业的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如在探月工程、载人航天、载人深潜、先进核电等领域取得巨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军工行业整体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创新能力还不足以满足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如，关键电子元器件、军用特别的材料、关键分系统、关键配套产品等产品和器件尚不能够满足主战武器装备的要求。同时，部分行业领域的相关突破性技术在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过程中，受制于工业化制备方法的不成熟，还面临成本高、产品不稳定、标准化程度低等问题，真正落地形成大规模生产和产业扩张可能还需较长时间。

  从企业发展的角度看，尽管军工行业的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是抢占军事科技发展的策略制高点的关键支撑，是提升我国国防和军队作战能力的基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力量保证。但受限于国防需求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国家总体技术水平相比来说较低、知识产权权属不明晰及创新失败的包容性相对不足，军工企业更倾向于技术引进与模仿而原创动力严重不足。军工领域的行业壁垒和相对封闭性，一方面导致民口中的很多创新成果没办法进入军工领域，另一方面“研产分离”的存在使主要承担科研任务的军工院所长期游离于制造企业之外，既不利于科技成果的工程化应用和研发生产效率的提升，也不利于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形成，更不利于军民深层次地融合和创新驱动战略下军工核心能力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从技术的角度看，军用产品虽然技术水平要求较民用的高，但由于缺乏量能支撑，因此难以吸引世界顶级创新团队进入该领域创业。而民用产品虽然市场需求量大，但往往技术牵引不够，因此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差且在产品升级换代时无法紧跟技术发展趋势。

  进一步助推军工行业发展，是落实《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中“加强产业领域统筹”“创新发展模式，提升融合水平，促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的重要抓手，但军工行业不仅仅具备复杂的部门间、部门内、组织和区域结构，而且由于涉及特殊领域，军工行业的统计并不利于全方面分析军工行业的总体形势。

  一是由于军工行业具有严格的保密性，数据缺乏透明度。出于保护国家军事机密、维护国防安全的战略考量，军工行业的数据大部分处于保密状态，少量公开的数据信息还存在发布滞后问题，这些现象严重削弱了军工行业形势分析的时效性。二是军工行业统计工作欠缺“军民融合”思维。从政府部门的管理角度看，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负责军事工业综合体发展与改革计划定制、国防任务、武器装备研发计划执行及军事工业公司活动管理等工作，工作重点更突出国防建设的需求，相对忽略了经济建设的需求。然而，从企业主体的实际发展诉求看，军工企业作为落实“在经济建设中贯彻国防需求，在国防建设中合理兼顾民用需要”的市场主体，不仅将更具透明性并会不断推进资产证券化步伐，而且还将摆脱对军品市场的单纯依赖并走上军民融合发展道路，将更加重视经济建设的需求。因此，现在有关军工行业有关数据的统计，无法准确反映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趋势，不能更好地适应“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的要求，且有碍于对军工行业的准确统计和动态监测。

  军民融合背景下军工行业发展，应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安全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贯彻国家军民融合发展的要求，充分的发挥军工优势以提升国防实力、推动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激发军工行业的发展活力、潜力，提升军工行业的发展能力，积极促进军民深层次地融合发展，既是提升作战能力的要求，也是提升中国制造全球竞争优势的要求。需纵向上强化促进军地各级部门贯彻军民协同创新战略规划的激励机制，横向上强化促进军民创新主体及主体间协同合作的激励机制以及协同创新过程中对军地双方做到合理补偿的机制。因此，应在发挥军工行业带动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同时，积极利用国家和社会优势资源，加大对军工行业的支持政策，逐步提升军工行业的引领效应和影响力。

  在组织层面，需在国家层面建立横跨军地双方、权威的顶层领导机构强力推进军工行业发展，强化牵头作用( 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已成立) 。统筹发改委、工信部、科工局、军队装备部门等相关单位，顺畅纵向、横向沟通协调机制，解决实践中利益格局变迁中的各类难题，形成上下联动、稳步推进的跨军地、跨部门协调机制，解决职能交叉、分工不明确等问题，形成系统良性互动和融合的组织基础。

  在行业层面，突出国防建设需求牵引，充分的发挥军工集团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与集成作用，助推军工行业发展。积极探索“军工+ ”融合发展模式，将军工的创新成果深层次地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提升全社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积极组织构建对接洽谈平台，将军用产品的高技术诉求与企业研发生产有效对接，将军事需求科学转化为工程化描述，及时向“参军”民口企业公布有关信息，消除信息沟通、需求对接的壁垒，加强“军工+”协调推进力度。同时，打破阻碍民资、民企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维修活动的准入壁垒，并在基础资源共享、保密资格认证、军用技术标准、优惠政策等方面保证军口民口的同地位、同待遇，优化“民参军”的审批程序，有效实现军民各方发挥各自专长、紧密协调合作并提升产业竞争力。

  在军工企业层面，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军工企业，对于提升国防实力、实现军工行业军民融合发展新格局至关重要。以军工集团为主体的军民融合发展现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长期持续，而且研究表明，军费开支能比民用支出更好地激发创新。特别是，国防研发对发展航空航天工业、核能、计算机、半导体和软件行业、互联网和许多其他技术领域至关重要。同时，应实现企业内部规章、制度、标准的多体系融合，进一步消除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维修领域的障碍，增强国防军工企(事) 业单位体制内外协作配套能力，提高装备采购质量和效益，真正的完成资源统筹、规范对接、相互支撑的“二合一”式融合发展。此外，必须在法律许可的框架下大幅度的提高信息共享的层级，加快推进国防知识产权的转移和转化，有效提升军民两用科技成果的转移应用和产业化。

  在民资、民企层面，应最大限度地吸引非公有制企业和民间资本，激发经济主体能动性，发挥“鲶鱼效应”，逐步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发展形态趋势。“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快军工体系开放竞争和科技成果转化，引导优势非公有制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重点是建立“民参军”科学评估管理机制，不仅要减少进入壁垒，还要解决退出壁垒; 保障非公有制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保质保量达成目标，解决非公有制企业退出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时的安全保密、能力保持、任务转接等问题。

  以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为载体，探索融合体制、机制和模式创新，力求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助推“民”“民参军”，努力开创军民融合发展工作新局面。树立军民一盘棋思想，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将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体系中，通过军工企业带动、非公有制企业参与、产业链条优化和完善，使军工行业和区域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充分的利用，促进区域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显著提升，为区域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服务。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军工资源、民间资源的优化组合和互换利用，推动军工行业与包括非公有制企业等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的合作，形成“军”“民”强大合力，实现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一方面，积极发挥军工行业的创新优势，加速军用技术向民用领域的成果转化，将军工技术积极广泛地应用在国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以提升行业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是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军工行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共同需求。以美国为例，2015 年美国国防部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合作发起“熔炉加速计划”，由创新型公司负责对国防部的有关技术成果进行运作，以实现成果快速转化; 目前首批“熔炉”项目已带动 14 家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参与军方的技术转移。另一方面，充分调动民间企业积极性、充分的发挥民间企业能力优势，及时将民用技术、民间资源最大限度应用于军工领域、军事系统，以提升军工行业利用效率、降低军工行业成本、促进军工产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如，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中电科29所合资组建海威华芯科技有限公司，不仅形成了大规模商用砷化镓芯片的生产能力，而且也具备了为新一代移动通讯和物联网提供核心芯片的能力，成为探路军民融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先锋。

  具体看，一是积极打造一批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立军工集团和地方政府协同发展机制，利用地方政府政策和资源优势与军工集团的体量优势、技术优势，形成可推广、可复制、可持续的军民协同创新新路径和新模式，落实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统筹发展要求，促进国防经济和地方经济深层次地融合。特别是，应从军工行业、军工企业和参军企业工作实际中面临的具体问题出发，发现制约军工行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及现有政策难以落实的工作层面的限制，在军民融合示范区建设中，通过支持重大工程、重点项目落地和理顺相关组织工作体系以推动体制机制的改革。二是突出重大需求融合对接、要素资源融合共享，明确军民融合示范区建设的“硬杠杠”“硬标准”，做到准入有条件、建设有目标、考核有标准。三是在产业规划布局、产业扶持等方面对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给予重点指导，在产业链集成、基础设施建设、生产生活服务等层面上实现具有全价值链体系特征的“军为民用”和“民为军用”，在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技术改造、技术创新等方面优先给予支持。

  3. 以组织创新、金融创新、科学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为依托提升军工行业核心能力

  提升军工核心能力，是保障国防安全、助推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在战争形态信息化、经济形态高度市场化、技术形态军民通用化的背景下，在全社会范围内面向“两个市场、两类资源”，积极地推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资源要素方面的军民融合，是提升军工核心能力、推动国防工业体制改革、实现富国强军的关键。因此，避免具有军民两用特征的技术和产品走军民割裂式发展的道路，是当前提升军工核心能力的关键。

  从各国军工行业的实际发展状况看，由于行业中总有部分领域的科研生产是独特的、纯军用的，如“两弹一星”、核潜艇、洲际导弹等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同时，大部分军工先进产品和技术可根据社会需要转化为民用，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因而，一方面保护重点军工企业和主要军品生产线、鼓励军工公司发展核心业务、加强军工企业的核心能力也是各国的普遍选择。如，美国国防部面对半导体制造能力的减少、可信制造依赖外国等变化，正考虑建立政府所有的制造能力，并开展半导体产业基础研究以寻求对策。另一方面，民口的先进科研生产装备设施、技术乃至生产方式，在一定条件下一样能转化服务于军工核心能力建设，逐渐增强军工核心能力投资建设的效率、效益和效果，保障其先进性、适用性和有效性。鉴于军工行业具有特别强外部性的特点，必须以组织创新、金融创新、科学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为依托，提升军工核心能力，使军工行业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引领者、示范者和带动者。

  在组织创新层面，依照产品性质、任务性质区分不同的组织架构，逐步建立有利于军工核心能力提升的组织治理结构、组织运营体系和保障体系，鼓励企业建立新产品研制开发的自主创新平台，使军工率先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行业和新技术突破的平台。同时，可考虑建设军工行业创新发展平台，即为解决具体军工科技问题的需求部门(科技需求方) 和愿意为这样一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人(科技供给方)搭建一个平台和空间，提供专业的组织和中介服务，致力于整合各方科学技术研发资源、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促进科技知识与国防科技建设的紧密结合，逐渐增强我国军工核心能力。此外，可优先考虑建设以开放合作与资源整合为重点的军民结合产业高质量发展平台，致力于开发国防科技资源、释放国防科技潜能、加速军民结合高新技术产业化，成规模、成链条转化国防军工科技成果，推动国防科学技术进步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在金融创新方面，目前我国十大军工集团证券化率相较于国外仍较低，潜在资产证券化空间大，在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军工科研院所改革等背景下，必须充分的发挥长期资金市场的平台作用，加快军工集团整体资产证券化率和军工产业与长期资金市场的产融融合。应继续加大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资产证券化的支持力度，不仅为相关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以利于行业的规模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和微观层面以效率为导向的资源优化整合，而且助推相关企业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利于行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和宏观层面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的提高，最终推动军工行业成为促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统筹发展的重要支撑，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在科技创新方面，了解军民双方的技术需求与瓶颈以推动产业合作，应以具有军民两用特征的技术和产品为突破口，使军民两方资源共享、平衡发展、兼容发展，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与国防效益最大化的并存和统筹。为此，必须以《军用技术转民用推广目录( 2016 年度) 》和《民参军技术与产品推荐目录( 2016 年度) 》为基准，优选先进适用的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由点到面逐步加以推广并实施军民标准通用化工程。一方面，以军用产品的研发技术牵引为支点，通过军口的研发部门与民口的合作，使民资、民企充分的利用军口的先进的技术成果，推动民用技术的升级和变革并真正的完成产业技术的自主可控; 另一方面，以民用产品的大产量作为有效支撑，提升军用产品可靠性并大幅度减少相关成本。同时，实现组织构架、管理模式、技术革新、人才团队、基金运作和运营模式等多个层面的双向流动和支撑，加强军民双向开放，扩大军工外部协作，充分的发挥军口、民口不同主体的合力，深化“民参军”，形成全社会共同建设军工核心能力的环境氛围。

  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军民融合应提高科学技术创新和装备研发的效率和效益，体现出高水平的溢出效应，而非低水平的拉郎配。积极地推进民、民参军、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推动建立一批军民结合、产学研一体的科技协同创新平台，加强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和国民经济动员中心建设。在以往军民结合基础上，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由相对单一的“民”“军技民用”“军企民品”为主转变为“民参军”、军工资产上市、军民双向融合等多种形式，着力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军民结合产业集约聚合、军地资源共享效益明显的军民融合发展新格局。

  准确把握我国军工行业在经济新常态下的运行规律，着力解决制约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统计分析问题，必须以全新的观念、方法和手段，以创新的统计调查方法对军工行业做全面准确的统计和动态监测。因此，有必要面向十大军工集团，在工作层面尽快完善军工行业统计监测制度和动态调整机制，探索将军工外部配套率、民口配套率和民营配套率有关数据纳入国防科技工业经济运行统计，为正确理解军工行业的发展形势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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