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衔 衔级机制经历了涅槃式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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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领导的军队在“打天下”的革命战争中，官兵都穿一样的服装而没有军衔，解放后进行的现代化战争和实行军队正规化建设时又深感军队不能没有衔级。1955年以后，全军曾实行军衔制十年，却因受“左”的思潮冲击和制度自身僵化而终止。1988年全军第二次实行军衔制，至今仍在继续完善这一制度。

  “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次，人民有了子弟兵……”中国人民建军90周年，其意义就像这首歌中唱到的——这是一支史无前例的“人民子弟兵”的辉煌历史。

  90年，“人民子弟兵”一次次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浴血奋战；90年，“人民子弟兵”励精图治，自强不息，以令世人震惊的发展，扬我国威——从建军思想，到兵种建制；从武器装备，到科研技术……

  为迎接“八一”的到来，为纪念建军90周年，为弘扬我军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本报自25日起至“八一”，以每天两个整版的规模推出“再造军魂”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近现代各国实行的军衔，与古代的官品爵位有继承关系，欧洲历史上就有过以军功政绩封爵的等级荣誉制。近现代国家实行的“军衔”一词，最早产生于1578年的法国，意思是“军队等级的台阶”。评定军衔的标准是战功而不是门第，这利于打破封建世袭等级和激励军功，并便于摆正军人间的关系和实施指挥管理。中国清末的北洋新军引进了这一制度，在民国年间成为国内军队的一项制度。

  军衔本身是一种等级，早期的人大力倡导平等观念，自然把军衔当作可憎的等级制加以抨击。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就宣布废除军衔制，鼓励军队中的士兵撕下肩章，甚至取消了“军官”和“士兵”的称谓而代之以“指挥员同志”和“战士同志”。随后的内战却证明，军队不讲等级会增加指挥困难，干部待遇也必须有区别而不能搞平均主义，于是1935年苏军又正式恢复了军衔制。

  中国人领导的革命斗争开始以俄国为师，又是在艰苦的农村长期奋斗，更强调官兵一致，从1927年人民军队创建起便不设军衔。1937年国共合作后，红军改编为名义上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些担负对外交往的干部被临时授予军衔。部队在进行分散的游击战和军民一同奋战时，更感到强调等级不利于密切官兵和军民关系。

  中国人领导的军队在革命战争中没有外在的“牌牌”，却打败了等级森严的反动军队。不过在国内战场上部队编成简单，战士往往只认识自己的上级，进入多个部队和多军兵种协同作战时，没有军衔便出现了指挥不便。

  彭德怀在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后，在朝鲜战场上一次夜间外出时，他看到有两支不熟悉的部队在狭窄的路上争道，双方的干部身上没有军衔标记，结果分不出上下级互不相让。1952年他从朝鲜回国主持军委工作时，便提出要尽快实行军衔制。

  其实早在1950年7月，就考虑实行军衔制，因随后进行了两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全军又有必要进行精简整编，评衔工作直至1955年才完成。此时为数360万人的军队中有80万名军官和280万士兵被授予军衔，其中有10名元帅、1050名将军和1300名大校。

  1955年9月，元帅、大将和其他将官的授衔式在北京和各部队驻地隆重举行，接着各单位又举行了校、尉军官的授衔式，在“十一”国庆阅兵中的受阅部队都佩戴了军衔。在朝鲜的五个军因某些原因于1956年才完成授衔，考虑到“志愿军”名义应与国内有所区别，所佩戴的符号中取消了“八一”字样而只有五星。这些部队于1958年回国后，又按照国内部队的统一标准发放了符号标志。

  军衔作为标明军人社会地位和级别的称号，最直观的标志就是缀在肩章或领章上的等级符号。人民两次实行的军衔，主要是以肩章辨别（1958年至1965年军常服上的军衔以领章显示），军人同佩戴警衔的警察一起，成为从外观一看便知等级身份的特殊群体。

  一些对军队建设不熟悉的人会问：各国军队都有编制上的等级职务，如军、师、团、营各有级别领导，为什么还要实行将、校、尉、士的军衔制呢？职务和军衔有一定的联系，却不能完全一致。以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解释，那就是军衔相当“帽子”，职务如同“椅子”。

  在军队中，指挥位置即“椅子”是有限的，而且应给予有带兵能力的人。代表荣誉和待遇的“帽子”倒是可以适当多设一些，尤其是对那些历史功劳大的人。

  革命战争年代和解放之初，中国领导的军队和地方干部实行供给制，待遇按级别确定也有一些差别，不过远比军队小。如从延安时期起就实行了俗称“287团”的批准干部结婚制度，即28岁、7年党龄、团级干部才可以结婚，婚后所生孩子的供养由组织负担。当时有这种严格限制，是由于在革命战争艰苦环境下不可能供养太多的干部家属。

  革命战争期间领导的军队行动便捷，没有庞大的军属队伍是一个重要原因。军队的军官都可携眷属，家属数量的庞大极度影响了军队行动。辽沈战役前被围在沈阳的军30余万人竟有近10万家属随军，奉命突围撤退时都走不动。的军队可以长征，少量的女干部也一样步行，那些拖儿带女的队伍怎么能长途行移呢？

  全国解放后进入和平环境，军队干部大都要求结婚并带家属同住。面对干部家属队伍急剧扩大，完全靠组织供给已使财政难以负担，同时也不利于保证社会的公平。在地方干部实行级别制后，军队研究实行军衔制时就考虑了应参照地方干部的等级和待遇，以职务和军衔相区分的“双轨”方式。

  中国古代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军衔，却也实行过官职和爵位并立的制度。唐代贤相李泌就提出“官以任能，爵以酬功”的著名原则。

  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时，就突出了级别酬劳、职务选能的原因，待遇主要由军衔决定，职务则选胜任者。在首次授军衔时，同一军衔授予范围的跨度很大，如少将的授予者可以包括正师、副军、正军至副兵团四个职务段，中将的授予跨度也可包括正军至大军区副职这三个职务段。当时授衔的掌握相当严格，如只有极少数资格很老、战功卓著的正师职军官被授少将，大部分资历较浅的副军职军官只能授大校。

  在1955年至1965年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时，军衔的分量胜于职务，如少将师长的工资、住房等待遇要高于大校副军长。这样既能照顾有历史功绩的老干部，也不影响选拔有能力的资历较浅的干部担任较高职务。

  首次实行军衔制，对全军指战员都是一件大事，这也是对他们革命战争中个人业绩的一种表彰和肯定。尤其是肩章佩戴在外面，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如何评好军衔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

  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最高统帅，军队评衔时领导干部们一致认为应授予他大元帅，服装厂还做好了军装。却拒绝接受这一军衔，曾讲过穿上那身衣服多不舒服，怎么到群众中去？实际上他对实行军衔制在思想上是有所保留的，不过还是尊重了多数人的意见。

  原定评为元帅的13人中，周恩来、、因已经不担任军职，都推辞不受。元帅最后评定了10人，就是著名的十大元帅，按名次排列是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

  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的10人中，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为1952年评级时的军委委员级，王树声、许光达定为正兵团级。

  1955年授上将军衔有57人，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正兵团级干部，也有个别副兵团级和准兵团级干部。

  1955年授中将军衔177人，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副兵团级和准兵团级干部和一部分战功显赫的正军级干部。

  1955年授少将802人，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副军级和准军级干部，还有资历较深且战功卓著的正师级干部。

  此时的将领虽是身经百战，大都经过20年以上的沙场锻炼，拜将之时却还是风华正茂。如10名元帅平均岁数57岁；10名大将平均岁数51.7岁；上将平均岁数47.7岁；中将平均岁数45岁左右；少将平均岁数43岁，最年轻的两名少将为34岁。

  1955年授衔后又加上1961年、1964年两次补授的少将，被称为“开国将帅”的共有1614名，从籍贯看大都出身最早建立红军的县份。如十大“将军县”中所出的开国将军分布是：湖北红安61人，安徽金寨55人，江西兴国54人，湖南平江52人，江西吉安46人，江西永新41人，湖北大悟37人，河南新县35人，安徽六安34人，湖南浏阳30人，福建上杭27人，湖北麻城26人。

  在此次授衔中最感到遗憾的，是过去参加革命战争的女干部。全国解放时，全军女军干部有11万，绝大多数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不过在授衔时征求苏联顾问的意见，回答是正规化的军队不应有那么多女军人，苏军仅有女军官二十几人。在授衔前，的女干部大都转业复员，只剩1万余人，参加授衔的又只有4000多人，其中有少将一人即李贞，另有大校一名（即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女校官总数也只有40多人。

  在授军衔时，曾出现过主动“让衔”的典型，如许光达力辞大将和徐立清让上将。从总体上看，此次授衔还是激励了全军，对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随着1963年以后全党全国展开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对军衔的非议也随之增长。1965年5月，中央对外正式公开宣布取消军衔，从同年6月1日起全军统一佩戴五星红帽徽和红领章，只是以军装上四个兜、两个兜来区别干部、战士。

  当时宣布取消军衔制，是认为它“与我军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是不相符合的”。除此之外，1955年实行的军衔制度相对僵化而无活力，造成了干部晋升“一潭死水”的状态。当时军队内部没有确定干部正常的晋升、转业和退休制度，高层职位近乎“终身制”基本不动，下级自然很难晋升。例如在开国少将中没有一人能提升中将，第一批大校中只有四分之一能提升少将，上校以下干部也因晋级渠道升迁缓慢，只有部分尉级军官和士兵才能随职务变化晋升军衔。

  取消军衔后，又出现了干部晋升和待遇的无序混乱。那时部队干部仍然实行级别与职务的“两轨制”，其级别不是军衔而是套用地方干部的行政级别，从军委领导的3级直至排级干部的23级。“文革”期间有众多干部提升职务，却又按照“反修防修”的要求提职不提级，10年间只调整过一次工资且增长幅度很少，结果在70年代中期出现了大军区副职只拿21级工资的怪现象。这种长期冻结工资的方式事实上并未遏制干部队伍的膨胀和实际开销的一直增长，表面上的低工资反而导致制度混乱和特权思想滋长。

  1978年末召开的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左”的思想，在重新强调现代化、正规化的大背景下，1979年为首的决定恢复军衔制。不过，结束后军内长期积累的职级混乱一时不好解决。80年代初军委组织班子初拟军衔制时，曾设想过这一制度与上次军衔制作用相似，即主要解决待遇问题，随后地方干部工资级别改革冲击了这一设想。

  1985年，全国党政部门取消了实行三十多年的干部级别制，改用单一的职务级别工资待遇，学校的教授、技术人员都要按此来套用。此举虽简化了级别待遇，激励了一些新进者，却也使官员数量不断膨胀，没有职务时对干部待遇就要靠打括号解决。

  地方干部取消原级别后，实行军衔制也相应延误了三年，原定按军衔定待遇的设想不能再实行，军官也实行按职务划分工资待遇，军衔主要作为一种荣誉称号，不体现工资待遇。当时领导机关下发文件中也说明了此举的犹豫和苦衷：“军委经过再三研究，确定这次授衔暂时不与工资挂钩，这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和影响。”由此能够看出，想完善一种级别制度的设计，是何等不易！

  1988年，和武警再次实行军衔制，并伴之以正常的晋升和干部补充、退休制度。近30年来，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兵”相适应，每年都有大批军官退役，又有数量相近的军官晋升，这样才使现有军衔制得以畅行，增强了军人的荣誉感，对多兵种协同指挥和对外交流也非常有益。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军衔制是军队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等级制度。中国军队实行军衔制，很大程度上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不过若是仔细分析中国军人的等级待遇，情况又有不同。1955年实行的军衔制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制度相近，而1988年以来实行的新军衔在等级制度中其实不占主导地位，主要分量体现在职务上。

  目前和武警存在着两套等级体系，一套是职务等级，一套是军衔等级，居于主要地位、起主导作用的又是职务等级，如副军职务的大校待遇要高于只有正师职级的少将。

  经过多年实践，增强军衔分量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进行了工资制度调整时设置了军衔工资一项。2006年夏天军队大幅度的提高工资时，军衔工资在工资结构中的比重较过去大幅度提升，表明其“含金量”已有所上升。

  从2015年开始，在以习为核心的中央和领导下，全军又进行了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的改革，除体制大调整，也包括了人事制度的变革。

  人民如今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国家间军事上的较量乃至科技方面的竞争最主要的是人才竞赛。目前实行军事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实行彻底的规范化、法制化，以衔级荣誉激励上进和“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制度将逐步在今后的深化改革中愈发完善。